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这些重要论述提出了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与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化的关系这一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我们科学理解这一关系问题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提供了根本遵循。
马克思主义激活了中华文明的“现代历史意识”
现代性的精神内核是关于历史进步的观念，中华文明现代转化的观念前提正是中国人关于社会进步的历史意识。20世纪以来，中国人普遍认为历史是“进步的”，不再像古代祖先那样相信历史是循环往复的。中华民族的这种共识性、常识性的现代历史意识从何而来？其中最为关键的便是历史唯物主义所提供的历史进步图景与社会发展观念。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现代历史意识，经过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运用与发展，深层参与了中华民族的自我理解与自我形塑。正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系统传播与全面接受，才将现代进步观念牢固地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核心，形塑了中国人的历史意识，并推动了以 “进步的历史时间”为核心的现代中国的历史规划、社会革命与文明建构。
马克思主义对中华文明的现代历史意识的激活，并没有仅仅停留在社会意识领域，而是进一步深入社会存在领域。历史唯物主义对现代中国历史意识的塑造，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思想事件，而是落实到了现代中国的历史时间结构的社会建构之上。历史意识所关注的历史时间是一种社会时间，是社会生活的特定组织方式与存续方式。现代历史时间以进步为核心图景，那么以这样的历史时间组织起来的社会生活必然就以现代转化、社会发展、文明变革为总体性的实践目标。可以说，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激发和塑造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的现代规划与未来构想。
马克思主义指明了中华文明的“现代历史方位”
现代历史意识的激发，使得20世纪以来的中国人迫切需要对自身所处的“当代”进行历史定位，找到自己时代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确切位置，在进步的历史长河中将自己的时代标识、锚定和凸显出来。马克思主义为遭受西方文明冲击的中华民族重新勘定了“历史方位”，引导着现代中国的“时代定位”与“时代规划”。现代中国的历史方位感和自我定位，正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探索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互动、融合中确立起来的。
马克思主义通过时代定位来引导中国社会的时代规划，从而在社会变革中推动中华文明现代转化。自20世纪20—30年代以来，历史唯物主义已然从知识生产领域融入中华民族的历史理解之中，深刻塑造了中国人日常的或知识的历史方位感。对于我们的民族、国家“从哪里来”“正在哪里”“往哪里去”这些根本的历史定位、历史任务与历史趋向问题的提出与回答，大部分中国人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借助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图示。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来进行时代定位和时代规划，明确当前的社会性质、主要矛盾和未来趋向，是中国社会变革实践的基本思想前提。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只有运用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进行时代定位与时代规划，才能明确提出每一发展阶段的发展目标、发展方式、发展道路等实践策略。毛泽东思想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等各时期的主题转换，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华文明现代转化的历史性融合。
在改革开放实践中，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定位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规划发展实践，构成了极为关键的理论任务。正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华文明现代转化的历史性融合视域中，邓小平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一方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坚持和发展了“两个必然”的基本原理，将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历史过渡理解为一个不断发展、持续生成的世界历史过程，从而为社会主义改革开启了广阔的选择空间和创新余地。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坚持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分阶段建设的思想，凸显了发展中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性质，为吸收西方先进文明成果，以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身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导。
马克思主义引领着中华文明的“现代发展方向”
现代历史意识的确立、现代时代定位与时代规划的实现，从根本上都指向了现代文明的历史走向、发展方向问题，也就是“世界怎么了”“人类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规定着中华文明现代转化的历史走向，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提供大趋势的历史向导，从而引领现代中国的发展方向。同时，马克思主义自身基于中华文明的发展方向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取得了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社会形态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深刻把握了人类现代文明进步的普遍规律与中华民族特殊发展道路的辩证关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与中华文明现代转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强调世界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共同特征与各国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多样性、选择性之间的有机统一，既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又阐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历史意义，进一步开启了社会主义向“更高级阶段”发展的历史空间。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华文明现代转化的当代形式，内在地要求构建一种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新现代化、新现代性和新文明形态。这就需要社会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超越西方现代化的对抗、异化和片面的发展方式，推进人与社会全面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现代化发展方式的彻底变革，必然蕴含发展观、文明观的创新，说到底是历史观的创新。而马克思主义本身就包含着“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的社会主义实践意旨，能够提供一种适应新现代性建构的新的发展观、文明观、历史观，从而科学指导社会发展方式的转换与革新，勘明中华民族的发展方向，全面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中华文明的发展方向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之间始终存在着相互建构、内在融合的历史过程。一方面，中华文明的首要任务是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就在实践中凸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维度”，发挥其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指导意义。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也提升了中华文明扬弃资本统治的“现代性维度”，彰显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现代化的超越性，开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发展方向。
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对于中华文明现代转化的意义是双重的：不仅具有认知性意义，而且还具有生产性意义。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先进的科学理论，推动中华民族正确理解了自身所处的时代境遇和历史进程。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又作为一种强有力的“生产机制”，引导和规划着中华民族的时代主题、社会建构与发展方向。当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既是马克思主义“化”中国，又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说到底是一种相互成就的有机融合。“化”如何能够成为“结合”“融合”？“化”的过程不仅是“变化”的过程，而且一定是马克思主义“内化”于中华文明的过程，由此马克思主义同中华文明才真正融为一体。在新的起点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关键的一点是，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探索与理论创新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由此才能真正深化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化。
（作者郗戈，系威尼斯84881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原文刊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年6月5日第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