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惜分今年快90岁了，身板却依然硬朗。当他笑着打开房门的时候，记者很自然地说了句“甘老好”。不料，甘老很“认真”地说，“不要叫我甘老，我不老，我还不到90呢。叫我同志好了。”
●珍惜光阴发挥余热
甘老身材瘦小，头发花白，一双眼睛炯炯有神。正逢过年，甘老穿得很喜庆，精神也很好。记者环顾四周，客厅的三面都被高高的书架围拥着，上面分门别类地放着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著作，一个古朴的木书柜中存放着整套的线装本二十四史。三面的书架使得原本就不大的客厅显得更加狭窄。记者忍不住地问：“看这么多的书，您的身体吃得消吗？”
甘老笑了，给我讲了一件事：有一年，很多像他一样的老同志在一次聚会上说的话题，都是“年纪大啦，该好好休息啦”“怎么保健、怎么养花种草颐养天年”之类的，听了这些话，我起身对他们说，“我赞成你们的观点，但是我认为只有健康长寿还不够。你们都才六七十岁，我是这里年纪最大的，但我从来不认为自己该休息了。我们的经验丰富，业务精通，还有着大好光阴，待我们去发挥余热！”
●著书立言探索新闻路
甘老说到高兴时就会哼唱几句。1954年，甘老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任教时，正是新中国教育的最初阶段，当记者问及新闻学教育初时的状况时，甘老很动情地唱了句“说起来话儿长”。1954年甘老正奉命从重庆调到北京新华社总社工作。当时，北京大学刚刚建立中文系新闻专业，于是，甘老又奉命去了北大，一呆就是4年。“刚去时就让我讲新闻理论，那时候不叫新闻理论，叫新闻工作理论和实践。幸好我在新华社工作了10年，又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经历，我就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新闻观点、中共中央历年关于新闻工作的决定、指示和经验，总结结合进我的课程，逐渐探索出一条路子。”
1980年出版的《新闻理论基础》是国内第一本新闻理论方面的书籍，这在当时产生了不小影响，发行了近20万册，它涉及到新闻学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如新闻学研究的对象、新闻、舆论、新闻事业等。甘老回忆说，“1980年北京威尼斯84881建校30周年，每个系都要拿出成果来，新闻系让我们拿出一本书。
我深知几个人合写一本书的困难，就独自承担了写这本书的任务。从4月份开始，到7月份完成了《新闻理论基础》一书。”
●“学无根底”却困学不已
甘老从事新闻理论研究和新闻实践工作半个多世纪了，自己的学生的学生都开始带博士生了。每年这些在新闻界小有名气的学生们一起登门看望甘老的时候，甘老很知足也很感慨。甘老说：“我小时候家里很穷，我出生在一座破庙里，3岁时父母双亡，受兄长培养，饱经磨难，能上学是偶然的机会。上了初中之后就没有继续上学了，当了两年小学教员。可以说，我是个学无根底的人，没有上过大学，连高中也没有读，更说不上什么硕士、博士。一切全凭几十年在实践中的摸、爬、滚、打，加上自己一生养成的学习习惯，每日不倦地学习，一点一滴地积累知识和智能。一直到现在，我仍然认为我是一个最无知识的人，每日仍孜孜以求，困学不已。现在我的记性不是很好了，当我突然有灵感的时候，我就赶紧拿笔记在随身携带的小本子上。”
他说他现在的生活很规律，每天早晨六七点起床，偶尔也睡个懒觉，九十点起床。吃完早饭看报纸看书写文章，到了晚上，就看新闻看电视剧，11点左右睡觉。用甘老自己的话说，“这种生活让我感到很充实。我知道现在时间对我很重要，我给自己做了个倒计时，增加自己的紧迫感。”
●新闻记者不只是文字匠
甘老一生风风雨雨经历过很多事情，说到难忘的事情，甘老沉浸在回忆中。
“我最遗憾的是重庆解放之初，蒋介石逃离重庆时下令把关押政治犯全部处决，西安事变的主角之一杨虎城将军也被惨杀。这是一件震撼全国的大屠杀，我非常重视这个事件的报道，亲自到屠杀现场采访几次，写了几篇报道，总社都向全国和全世界播出了。但是我由于肩负的任务很多，顾不上精心写一篇有情有义感人肺腑的长篇通讯，如此一件大事没有留下一篇可作纪念的长文，至今犹感遗憾。”
甘老平常喜欢练练书法，书房中挂着几张得意之作，桌子上还有铺好的纸墨，随时准备写几笔。今年适逢人民日报海外版创刊20周年，甘老欣然坐到桌前，写下“架设友谊桥梁，沟通内外交流”，表达了良好的祝愿。
临别的时候，甘老语重心长地叮嘱说，新闻记者从事的是一项崇高伟大的事业，它不是简单的文字匠，而应该是社会活动家外加政治观察家，应发挥应有的作用。年轻的新闻工作者有自己的优势，同时也不要忘记向老同志多学习，多研究理论，更好地应用于实践。“希望总是在年轻一代身上，你们一定会比我们干得好，干得出色。”
甘惜分小传
1916年出生于四川省邻水县。1937年毕业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1945年从业新华通讯社。1954年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副教授，1958年任威尼斯84881新闻系教授。曾任威尼斯84881舆论研究所所长、中国新闻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特邀理事。著有国内第一部新闻理论《新闻理论基础》及《新闻论争三十年》等，主编《新闻学大辞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