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学“三杰”畅谈“性道德”

　　在第二届全国性文化节上，威尼斯84881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潘绥铭教授所作的《21世纪中国的性问题》专题报告，直言中国社会已经迎来一个全面“性化”的时代，以此展开的社会生活方式变化与社会结构动荡，不可避免要成为中国人现实面对的问题。潘教授指出，对于“性化”时代的变化，社会多少需要做一些道德准备。

潘绥铭、刘达临、李银河人称性学“三杰”。在接受采访时，三位都对性道德做了一些解释，呼吁促进性的解放而防范性的放纵。

　　性关系、性观念颠覆一切的品性，使其具有着一种非凡的影响力，因此即使人们性道德的变化是必然的，我们整体伦理环境也必须要学会如何应对这么一种变化。如果对于当前人们的性道德标准和性行为方式的变化尚不自觉，尚在迟钝之中，则我们到底还能走多远，就是一个非常值得警醒的问题。

　　潘绥铭：性道德就是人权道德

　　关于性道德

　　潘绥铭：传统性道德总是用好与坏、对与错这样黑白分明的方式来评价人们的性行为。我认为这是非常错误的，因为现在的社会越来越多元化，每一个行为都会有很多种意见，而其中不会有任何一个意见能够得到50%以上的支持率。另外，传统的道德观就更无法衡量很多新出现的社会现象，譬如网恋，CYBERSEX。

　　我认为性道德就是人权道德。意思就是说，每个人都拥有平等的权利，只要前提是不损害别人的权利。“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另外，人权道德是从人权衍生出来的道德，它是维护人权的，不是维持社会秩序的。

　　例如，大学生在自习室接吻被学校当局通过录像发现，决定对他们进行处罚，理由是侵犯了教学秩序。用人权道德的标准来判断这件事的是与非，就要这样来分析：接吻是这对大学生情侣的权利，他们有没有影响别人的权利才是讨论这件事的焦点。确切地是说，他们损害了别人不想看别人亲昵行为的权利。即使在国外，公众场合亲吻也是很少见的，除非是飞机场、火车站这样送别的场合。所以如果学校只是从教学秩序这个方面来惩罚，而不是从当场同学的权利来考虑，是非常错误的。另外，处罚也不能过分，因为别人骂你，难道你就有理由打人吗？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关于第三者的权利。目前中国法律对于第三者是一律打击的，但是如果一个妻子在家里受到丈夫的暴力以及性威胁，那么这个妻子的婚外情是应该受到保护的。有人可能会说这个妻子为什么不先离婚，然后再去很自由地追求爱情呢？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谁不知道这个道理？但实际情况是，发生第三者的往往是因为原来的婚姻无法轻易破裂。在现有的法律下，离婚太不容易了。在北欧地区，第三者的现象就很少，因为他们离婚容易，如果两个人在一起感情不合，那他们绝对不会在一起生活，完全没有必要闹到出现第三者的地步。

　　人权道德是包括很多方面的，不过性恐怕是其中最难突破的一点。婚姻是性在人权道德上难以突破的最大的借口。

　　“ 性道德就是人权道德。意思就是说，每个人都拥有平等的权利，只要前提是不损害别人的权利。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另外，人权道德是从人权衍生出来的道德，它是维护人权的，不是维持社会秩序的。”

　　潘绥铭，威尼斯84881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威尼斯84881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曾多次对全国各地色情场所进行深入调查研究，著有《存在与荒谬》等多部性学专著，被誉为“中国性学第一人”。����

　　潘绥铭专著

　　《神秘的圣火——性的社会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5月(2000年改版为《性的社会史》，由同一出版社出版)

　　《中国性现状——潘绥铭性学专题》，光明日报出版社1995年6月

　　《性，你真懂了吗？——21世纪性学读本》，中国检查出版社1998年1月

　　《中国性学百科全书·性社会学卷》(主编、唯一撰稿人)，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8 年2月

　　《存在与荒谬——中国地下性产业考察》，群言出版社1999年1月

　　《中国大学生的性行为，1991-1997》，商务印书馆2000年3月

　　《生存与体验——对一个红灯区的追踪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9月

　　特约采写 其萍

　　李银河：性与性别是并列的

　　信息时报：有一种说法，性解放主要是对女性的解放。听起来似乎女性比男性在受益更多，您认为呢？

　　李银河：从全世界范围看，是这样的。性解放之前，男女在性方面差异特别大，经过性革命，男女很多指标都接近了，比如婚前性行为、婚外恋等。但是在中国有一点特别，虽然女性的变化大，但是男性在过去也相当压抑，变化也不小。所以在中国应该是共同的解放，但比较起来女人受益更大一些，因为女人过去受压抑更厉害。

　　信息时报：是否说明男女在性权利的行使上还有很大不同？

　　李银河：应该是吧。在中国，男女双重标准还是相当厉害的，有很多事情男人可以做，女人不可以。男人有很多性伴侣是个好事，证明有能力、有财富、有权利，如果女人有很多男人的话，就是荡妇。这是男权社会的典型特征。

　　信息时报：在一个男权的社会，男女在性方面的责任是否也有差异？

　　李银河：有。比如说男人老觉得避孕或者采取安全措施都是女人的事情，其实应该双方共同负起责任来。在我的调查中显示，安全套的使用是一个非常敏感的男权的标志，越平等的人越能接受安全套，越男权的人越不接受。

　　信息时报：一直有学者呼吁，要应对种种情况，必须加强“性道德”。性和道德结合在一起，应该包括哪些内容？

　　李银河：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内容。我认为现在主要是不伤害他人，只要双方自愿，都应当是被容许的。

　　信息时报：这个“不伤害他人”怎样衡量？

　　李银河：要看实际上有没有伤害。

　　信息时报：比如婚外性，如果仅仅是性关系的双方知情，似乎也没有伤害其他人。

　　李银河：但它实际上违反了夫妻之间的承诺，伤害到了婚姻关系，应该被谴责。如果征得配偶同意，我就觉得没有问题。

　　信息时报：那么您认为一夜情符合这样的标准吗？

　　李银河：如果双方没有婚姻关系，一夜情在道德上没有太多问题。但是这是充满了危险的性，因为每增加一个性伴，染上性病的几率会增加很多。所以要SAFE SEX(安全的性)。一夜情可能存在着危险，不光是传播性病，跟陌生人发生这么亲密的关系，可能发生抢劫、强奸甚至谋杀。如果有把握不会发生这些事情，那么一夜情是个人的选择。

　　信息时报：对于男人与女人，性道德的标准是否也有所不同？

　　李银河：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同的，还是有双重标准。

　　信息时报：两个标准之间的差异有多大？

　　李银河：最典型的还是赚赔逻辑。如果一个男人跟很多女人，好像他就是赚了；如果一个女人跟很多男人，好像她就是赔了。

　　信息时报：有报道说，您提出卖淫嫖娼属于性道德范畴内的行为？

　　李银河：对，我主张卖淫非罪化——既不是合法，也不是非法。发生在成年人之间的、自愿的性行为都应该是容许的，不管中间是否有金钱的交易。

　　信息时报：这个观点恐怕很多人不赞同。

　　李银河：争论太大了，而且会越来越大。但国际上的妓权运动，比如妓女上街游行要求尊重妓女权利，这些已经在亚洲地区发生了。

　　信息时报：国外发生的那些有关性的运动，是否迟早在中国发生？

　　李银河：我觉得上世纪60、70年代国外的性革命，中国也将会发生。

　　信息时报：经过20多年的开放，中国的性压抑状况得到一定程度缓解，您认为目前情况如何，哪些方面需要改善？

　　李银河：在性话语方面还是相当压抑的。比如，光盘，我认为就属于言论的范畴而不是行动，但我国的刑法是禁止的。所以才会出现去年的夫妻看黄碟案，引发全国的大讨论。虽然最后警察向那对夫妻赔礼道歉了，实际上是不服气的。警察有他们的理由——中国刑法禁止淫秽品的制作传播，这就是一个矛盾。

　　信息时报：那么我们如何规避性革命中偏激的一面呢，比如太过于开放？

　　李银河：我觉得开放没有什么过不过的，就是要提倡道德底线，一定要自愿，一定不要伤害他人。另一方面，就是要提倡安全的性，比如不要有不情愿的怀孕，不要传播性病。现在性病传播得非常厉害，但是遏止性病传播不能用反性的办法，大家都禁欲。所以在中国推广百分之百安全套工程，这很重要。

　　信息时报：您理想中的性文明应该是怎么的一种状态？

　　李银河：就是坚守上面那样一个道德底线，双方自愿和不伤害他人。我们打击一切非自愿的和伤害他人的性，这样的性应该惩罚和制止，除此之外都应该被容许。文明的性是充分尊重人的个性的、丰富多采的。

　　信息时报：您一定也听说了，前不久杜蕾斯调查报告称，中国人均性伴侣19.3个，引起一片争论。

　　李银河：我觉得这个数字肯定有歪曲的成分，比如在网上瞎填，有很大的水分。我觉得现实情况还不到这个份上，即使集中在某个年龄段、某一个阶层的人，19.3也太邪乎了。我看到去年的一个调查，全国平均是一点零几。

　　信息时报：众多学者在坚持做性文化研究，意义在哪里？

　　李银河：主要是说明事实，比如性伴侣的平均数到底是一点零几还是19.3。把事实本身调查出来，至于调查的结果被用在哪里，是否被广泛认可，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采写 董彦）

　　“ 我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在性这方面的观点算是比较激进、前卫。但我不适合做什么运动，我没有这个才能。现在我有一点话语权，除了做自己的课题之外，如果公众需要，我很乐意从自己的专业出发，给出我认为对的观点。我愿这些研究能够为自己带来快乐，同时能够对陷于不幸的人们有所帮助，帮助他们去挑战陈旧、迂腐的性观念。”

　　李银河，1952年生于北京。美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李银河专著

　　主要著译作有《中国人的性爱与婚姻》、《生育与中国村落文化》、《性社会学》、《中国婚姻家庭及其变迁》、《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女性权力的崛起》、《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同性恋亚文化》、《虐恋亚文化》、《性的问题》、《酷儿理论——西方90年代性思潮》等

　　刘达临：大门只打开了一半

　　信息时报：这两年您到过国内很多城市办展览，每次几乎总能引起轰动或争议。中国人对性的态度有哪些变化？

　　刘达临：中国处在各方面不断的开放当中，在性方面也是这样，更开放更自由，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但目前还是有限度的。性禁锢的大门被打开了，但是只开了一半，所以我们的性学研究、性文化事业、性博物馆都能够合法地进行。同样也因为另外一半还没有打开，阻力、保守思想仍然存在。

　　信息时报：阻力主要指的是什么？

　　刘达临：有两个方面，一个是父母落后于孩子，父母怕孩子会学坏，总是掩着盖着，但孩子什么都知道，但不一定能科学地理解；另一个是某些官员的观念落后于群众，总是害怕群众接受不了。

　　信息时报：但我们看到的现象是，开放仍然是趋势。

　　刘达临：开放是不可避免的，但开放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滥交，这是我们所反对的；而我们赞成性应该是自然的、健康的、科学的性，这种是我们所推动的性开放。

　　信息时报：在您的研究中，与古代人相比，如今的性是更开放了还是倒退？

　　刘达临：不能够一概而论。古代女子缠足也是性文化，文化当中有糟粕有精华。从总的来说，时代在发展，我们应该是比古人更加科学，但是在某些方面现代人还不如古人。

　　信息时报：哪些方面？

　　刘达临：拿一个很敏感的问题来说，同性恋在任何国家、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有，而且是相当大的人群，中国目前至少有三四千万人。欧洲中世纪有很多火烧同性恋僧侣的事件，中国几千年来对同性恋没有迫害，至多是嘲笑，这是中国历史上比较文明的地方。解放以后，曾有过把同性恋者当作流氓分子关起来劳教，这就不如古代了。原因是复杂的，主要有两点，一个是把性看作肮脏的、污秽不洁的，第二个就是当时极左的思想，对性全盘否定，压抑人性。但是改革开放之后，这种情况逐渐好转，我们整个社会的性文化向着一个更加文明的方向发展。

　　信息时报：在性方面，我们目前面临的迫切问题是什么？

　　刘达临：我们努力的方向是自然的、健康的、科学的性，最迫切的问题是要教育人们，抱着一个自然的态度对待性。性是很自然的事情，把它搞得越不自然，就越觉得神秘，越想追求它，甚至追求到一条歪路上去。所以我们讲，性教育应该从儿童开始，西方有人说性教育是一个终生教育。

　　信息时报：但是对于性教育的尺度把握，人们总是争论不断。古人的性教育是否有可借鉴之处？

　　刘达临：古人不可能系统地教育孩子，但他们借助一些东西，比如嫁妆画，就是一长卷春宫图，母亲给女儿放在嫁妆里头带到夫家去，这就是一种启发性的教育。还有一种东西叫压箱底，外边看起来就是一个小盒子，打开以后里边是男女在交合的姿势。平时放在箱子底下压邪用，女儿出嫁前，母亲打开盖子给她看看，暗示她将来为人妻应该怎么做。古人的方法虽然幼稚可笑，但他们的思想比现在有些人还要更开明一些。

　　信息时报：几千年来，“食色性也”四个字支撑了所有的性生活，是所有性实践活动的理论说明。如今，我们是否需要新的理论？

　　刘达临：“食色性也”这话是对的，但是仅仅用这四个字来概括性，是远远不够的。“食色性也”什么意思呢，就是饮食男女都是正常的，不要掩掩盖盖，要抱自然的态度对待它。可这是不够的，人和动物不同的地方在于，人的性有社会性，有人的态度、理想、道德、情操等等。我们要强调性的社会性，要教育人，把人的性提高到一个文明、健康的程度，这就是我们要做的工作。

　　信息时报：这次杜蕾斯调查中国人平均19.3个性伴侣，引起广泛争论。排除调查本身可能存在的不严谨性，中国人对于性伴侣这个问题为什么那么紧张？说明什么？

　　刘达临：这里有两个方面要提出来。杜蕾斯的报告每年给我一份，我对它是有怀疑的。我们搞社会学的社会调查，特别重视科学性和严谨性。调查怎么取样，调查了多少人，用什么方法调查，这些都直接决定了调查的结果。但是这些杜蕾斯都没有公布。所以我不觉得这个数据多可靠，也不重视这个数据。

　　性伴侣这个问题在社会上越来越严重，比例越来越大，大到什么程度我们没有做过调查。从中国人现在的道德观念来讲，对性伴侣是抱着一种宽容的态度，无论是双方没有结婚的还是婚外的性伴侣。现在人们觉得未婚同居、婚外性行为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是主流还是不赞成，不支持的。

　　随着时代发展，社会对于性伴侣这个问题，会越来越宽松，但是不会宽松到赞成的态度，还是在不赞成的范围内宽松。

　　信息时报：我们还注意到一个现象，在这次广州举办的性文化节上，很大一部分观众是中老年人。

　　刘达临：老年人更加注重性，也是我们的体会。我们在全国近30个城市办过性文化展览，还有博物馆，到现场看的观众中老年人占到很大的比例。

　　信息时报：大概是一个怎样的比例？

　　刘达临：没有做过具体统计，但至少有三分之一以上，接近一半。在他们的青年时代，由于受到观念影响，思想的禁锢，他们并没有很多的得到应有的性快乐。社会的进步让他们有机会补课，社会的经历也让他们感到这方面知识的不足，所以更加有兴趣补充。采写 董彦

　　“ 我的体会是我们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性观念的大门只打开了一半，另一半没有打开。还有很多阻力，因为它打开了一半我们才能够建立博物馆，并让那一半门不被关掉，这是处于矛盾当中的。”

　　刘达临，著名的社会学家和性学家，四次被选为亚洲性学联合会的副主席，并被授予“赫希菲尔德国际性学大奖”。从1989年至1990年，他成功地主持了全国两万例性调查，轰动了世界。1999年，他在中国建立了全国第一个性文化博物馆，又一次轰动了世界。

　　刘达临主要专著

　　《中国性史图鉴》，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年7月

　　《中国情色文化史》，人民日报出版社2004年1月

　　《世界性文化图考》，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年12月

　　《儿童性健康教育画册画说sex》，珠海出版社2004年1月

原文链接：http://cul.sina.com.cn/t/2004-11-16/93820.html

（编辑：王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