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中国进口9000万吨原油。2004年中国原油净进口量可能超过1亿吨。我们在关注“谁来供应中国”问题的同时，面临另外一个挑战：中国经济对石油、钢材等工业必需品需求的持续增长如何影响世界经济？近期出版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将目前中国对原材料的需求与美国石油等日常生活必需品消费价格的上涨直接挂钩。除了将国际间相关顾虑视作“中国威胁论”的一部分之外，我们是否也有必要换个视角看待中国的石油安全？

现货进口“害人害己”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有效消费是经济发展的必要前提。也就是说，中国市场对国际石油的需求是对国际经济持续增长的贡献。中国已成为世界第四大贸易国，石油短缺对中国从事国际贸易能力的负面影响也同时是对全球经济的不利影响。现实问题是，在国际经济和政治的互动过程中，这种纯学术性的理解并不是人们的普遍选择。前面所提到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中的文章即是实例之一。

　　长期以来，我国对国际石油采购的方式是按国家分配的计划指标分月度组织进口。基本上采用现货贸易方式从国际市场购买石油，导致经常出现“买涨不买落”的现象。举例而言，1999年1月至2月，在国际油价处于最低的时期，中国仅进口原油300万吨，比1998年同期反而减少了40%。而1999年3月，国际油价开始回升时，中国的原油进口也开始回升，是同年2月份的2.6倍。

　　对国际石油价格波动缺乏充足的预见也是中国石油进口过程中的问题之一。2003年初，美国攻打伊拉克之前，中国的石油公司突击进口石油，以至全国总体贸易出现逆差。虽然国际石油价格并没有因为第二次伊拉克战争而大幅上涨(反而下跌)，大量以现货进口石油不仅是中国经济的损失，也同时给世界石油价格的上升造成了压力。

期货交易可解后顾之忧

　　自2004年1月1日起，商务部根据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取消成品油国营贸易进口配额管理，改为自动许可管理。在这种政策变化的情形下，如何改变中国石油进口中严重依赖现货购买、通过国际石油期货交易不足的挑战更加严峻。

　　期货交易是相对于现货交易的一种贸易形式。交易双方在期货交易所通过买卖期货合约并根据合约规定的条款约定在未来某一特定时间和地点，以某一特定价格买卖某一特定数量和质量商品的交易行为。石油期货交易的最大好处在于，它能够事先固定成本，从而最大限度地解除交易者(生产商和进口商)的后顾之忧。

　　上世纪80年代以来，石油期货期权已经成为西方企业防止和减轻市场风险的主要手段。通过国际石油期货方式采购石油，不仅仅是维护中国经济利益的需要，也同时是中国维持国际石油市场价格基本稳定的必由之路。虽然国际上就中国对国际石油供应需求的评论不乏意识形态和国内政治需要的因素，但短期需求的突然增加能导致商品价格的不正常上升是经济规律。换而言之，继续大幅度向国际石油市场支付现货不符合中国的经济利益；而一个价格不断波动的国际石油市场既不符合中国的经济利益也不符合一个经济大国对国际经济的稳定发展所应负的责任。

石油战略储备不是万能

　　近期关于长期保障中国能源安全的讨论中不少专家对建立石油战略储备寄予厚望，但是在中国建立石油战略储备不同于在日本或韩国等完全依赖进口石油的国家建立石油战略储备。中国从事石油进口的大企业同时也是在国内外从事石油勘探、运输、销售的企业。人们在讨论中国对国际石油市场依赖的同时，往往容易忽视中国依然是全球第五大石油生产国这个事实。

　　自从1998年中央政府机构改革撤销能源部之后，在中国国内市场上具有垄断性质的企业最大限度地追求自身利润是符合一个改制后企业利益的理性选择。也就是说，如果按照中国电力行业中通行的“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借用石油公司的力量建立起的石油战略储备便面临一个重大问题：由谁决定何时、以何种价格向市场释放战略储备油？如何避免石油战略储备变成石油企业“囤积居奇”的武器？

　　退一步讲，即使是中央财政出全资建立起石油战略储备，为了达到稳定国内油价之目的，同样必须面对如何选择向市场释放战略储备油的时间、方式、价格、收益者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继续研究的课题不能仅仅是建立中国的石油战略储备系统的必要性。我们还必须在该系统建立起来之前，通过法律手段规范如何有效使用该系统。再完善的石油战略储备系统也无法改变中国必须持续依赖进口石油的局面：向市场释放后的石油储备依然要通过进口来补充。石油战略储备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国际油价波动对中国经济的冲击。

　　总之，虽然建立石油战略储备体系是保障中国石油市场供应和价格稳定的重要手段，但它远不是保障中国石油安全的全部。我们如何改变对国际石油采购方式、同IEA(国际能源署)等国际石油消费组织建立全面合作关系等，是处理中国同国际石油市场互动过程中的必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