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董 倩

策 划： 王洪梅

编辑： 孟 颖

　　记者：各位好，欢迎来到《央视论坛》。春天已经到了，有些地方开始办各种各样的节，比如说有桃花节、风筝节还有茶叶节，这些节要办，明星也要请，请的明星是腕儿越大越好，星光越灿烂越好，但是这些明星可不是白白参加这些节的，要给他们出场费，这就需要钱，但是钱对于一些地方政府来说，绝不是什么问题，他们可以一掷千金，支付这些明星的高额出场费用，政府搭台、明星唱戏、领导追星、百姓买单。今天我们就来议论一下，这种公款追星的现象。我们演播室请到威尼斯84881的毛寿龙教授和特约评论员陈小川先生。我们先看不管什么地方搞什么节，都要请几个明星。

　　陈：追星本身是一种非理性行为，年轻人追星我们很理解，年轻人本来就没那么多理性，小孩为什么要弄理性？十二三岁的孩子，十四五岁的孩子就喜欢明星，就迷得如痴如醉、如痴如狂，可以，都好理解，因为他没有到理性的年龄。但是一级政府用这种非理性的行为去追星的话，那问题就大了。

　　记者：您说的非理性，我们怎么看待地方政府纷纷请明星给自己壮势这种事情，如果说一个比较有名的城市大连请一些明星，搞服装节，长春搞电影节，请几个明星大家都能理解。我们也得从地方政府的角度想一想，比如说我们也看到一些报道，像广西有一个恭城瑶族自治县，离桂林有一百多公里的路，离南宁也有四百多公里的路，相对是比较偏僻的一个地方，而且没有更多方法可以把自己的名声扩大，在这种情况下它要搞桃花节，扩大自己的声望、名声的话，请明星恐怕是非常直接非常便捷的一种方式，我们能指责人家说，你请一个一线的明星就不好，就不对吗？

　　毛：这个问题有很多方面可以说，一方面不见得要请明星，如果大家认为可以请而且的确效果很好，不见得不能请。要比较一下。

　　记者：我打断你一下，好与不好效果怎么去评价？

　　毛：所以需要有几个方面去评价，一个就是看结果，他来了以后，因为明星总是有很多追星族，不仅有追星的人还有追星的媒体，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团体）。这个明星到那儿以后，马上会有大量的报道，给当地带来很多名气，大家一到那儿有吃有喝，相应的报道一出去以后，就等于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广告，

　　记者：活广告。

　　毛：一到那儿发现桃花不错，桃子很好吃，很多旅游项目直接就过去了，这样的话肯定是一个好现象。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如果没有产生这种效应，肯定是有问题的。这个是结果，大家一定要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大家看到结果好，并不是说一两个人说很好，很多人会说一点效果都没有。所以我们说结果一定要没有争议，或者基本能够达成共识就算好。还有一个就是说，看谁有权力来这样做，比如是公共财政支钱，支了一百多万，或者是二三十万，而且相关的费用加在一块儿好几千万，这笔钱如果可以用于做其他的，去做一个非常好的项目投资，或者去做一些很好的公共服务，这是一个机会成本的问题，可以进行评估的。

　　陈：毛教授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媒介，就是中介，就是明星到你这个县里去，他所产生的影响，必须通过一个中介才能发挥作用，这个中介就是媒体，所以为什么说媒体叫媒介，我看到报道，凡是报道明星，所谓一线明星到他们县去的报纸，全是他们当地的报纸。那有什么意义？只能满足群众一个要求，这回你们见到真人了，原来那人老在春节晚会上唱歌，这回你们总算见到真人了，其实离着800到1200米，还得买一个望远镜看，没有意义这个事情。

　　记者：作为一个旁观者咱们都特别清楚，有很多明星跟赶场似的，早上起来来，上午给你唱首歌，中午连饭都不吃就走了。

　　陈：很大程度上是满足了一些基层地方官员自己追星的欲望，我可以和他照个相，我不花钱他怎么来呀，我可以和他握握手，我跟他吃个饭。

　　记者：您这种揣测是不是也太小心眼揣度别人了。

　　陈：可能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这完全可能的，但是我听到很多人说，这回我可见到真人了，我可看到真人了。

　　记者：假如这些歌星们本身，有很多他们的忠实的追星族，也许会千里迢迢，我们不排除有这种可能性，千里迢迢跟着他们到广西恭城县，而且也许当地方圆几百里的一些乡亲们就喜欢他们的歌，也许就会在特定的时间前来看他们唱歌，看他们唱歌也就可能达到了地方政府的这种预期，正好可以看看我的桃花节？

　　陈：我跟你假设你说的这个状况是存在的，比如帕瓦罗蒂，这个人在全世界都有好多歌迷，他去好多国家，人家政府都特别嫌麻烦，他每到一个国家都跟着好几飞机的人来，都跟着他来，但是帕瓦罗蒂的问题为什么没有引起这么大的反感，他所有的事情都是商业行为，比如中国也请了三高，三大男高音，帕瓦罗蒂、多明戈、卡雷拉斯，从头到尾都是商业运作，最贵的票可以卖到2000美元，尽管人家很有意见，我花了100美元，在故宫端门看午门，其实中间有两公里，望远镜都不够，用30倍的望远镜才能看到人影，什么都看不到，但是仍然有追星的人花100美元去坐两公里以外去看，这种情况为什么不会引起社会很大的反感，因为它是纯商业行为。

　　记者：纯商业行为？

　　陈：它是纯商业行为，没有任何政府为它买单，没有任何一级政府和任何一级政府机构来为它保底，没有。

　　记者：我看到在两会期间新华社记者的报道，有一些参加两会的代表委员们说，据他们了解，如果是请我们内地的一线的明星、歌星的话，出场费大概是二三十万，如果能够请得动台湾和香港的一线明星的话，价钱是在80万到120万之间，这笔钱干什么不好，为什么要几个几个的，而且纷纷要比着请一线的明星，如果一个，我们就做个平均数50万的话，两个就得100万，这笔钱是笔不少的费用？

　　陈：是，地方官员自己脸上有光，花老百姓的钱，请这些明星。我觉得现在是，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在于对于财政支出，地方官员对财政支出的支配权，制约得太无力了，或者是自由裁量权偏大，毛教授我觉得是。因为很多县市长一拍胸脯，这事经费不用考虑，我来，我来。有很多这种财政支出，它用的是有意义的地方。比如我看到一个市，江苏的一个市，江苏沿海的一个市，启东市，它去年请专家，把这些专家用足，连午睡不让你午睡，让全市的科以上干部中午跟专家去论证。

　　记者：多少钱？

　　陈：很便宜，比明星便宜多得多，无非是管吃管住，非常便宜。它是要用专家的智慧来论证我这个地方的发展，一个明星都没有请。

　　记者：咱就说请一个明星好几十万，这个钱应该谁做决策，是不是一把手说，我觉得咱们这个活动需要这个人，我就可以批这笔钱由公共财政出，可以这样办吗？

　　毛：根据现有的体制来讲，现有的财政制度，如果由一支笔来做的话，是可以这样做的，他可以批，该怎么用就怎么花。因为到时候再拿一本账，给人代会交代一下就可以了。

　　记者：就是说你搞这个活动是大家都同意的，那么搞活动必然得花钱，支付明星的费用也是活动的一部分，是不是可以顺理成章地认为这笔钱就可以花？

　　毛：现在缺乏制度约束，领导人个人就可以决定财政支出的时候，的确是很容易把财政用于自己的偏好，自己想追星的时候就把钱往那儿花。

　　陈：自己想搞政绩工程的时候就往那儿花，比如他文教出身，可能一下子要大兴土木，建立学校，他可能直接就往那儿投钱。也还有这种情况，比如我和毛教授一个是县长一个是县委书记，你是一把手，你喜欢董倩可能就请董倩，我不喜欢董倩我也不敢说话，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一把手，有决策权的基层地方官员的个人喜好，请谁不请谁，我喜欢看她演的戏就请她，花多少钱，120万，这事我来考虑，我来办吧，这话就定了。

　　毛：一个人说了算或者是几个人说了算，把公共财政往哪儿投，这样的机制实际上是非常不对的，往往是把个人的偏好或者是个人的非常简单的稀奇古怪的一些喜欢的东西用公款去支持，我们说花别人的钱或者是花公家的钱，往往没有对花自己的钱那么珍惜，一个计算机自己用，用五年、三年的，公家的话可能三个月、五个月就坏了。桌子也是，写字台搁家里三四年不坏，但是搁在教室可能也就一年就不像样子。所以，公共财政一定要有一个制度上的机制，这个机制我们人类社会的探索以后发现，最好是花钱的人不要去决定怎么花，决策的人不要直接去花钱。所以，全世界都是实行一个公共财政体制，由单一制，由人大代表去决定、去审查政府的预算。

　　记者：这条新闻里面也反复强调，恭城县办的桃花节有一个显著的特色，政府不花一分钱，所有的经费都由市场运作，但是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就打了一个问号，政府不花一分钱是个什么概念？是不是政府如果用比如说拉赞助这种方式，让企业出钱搞这个活动的话，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政府不花一分钱？

　　毛：是，非常可能。

　　陈：为什么很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在会上讲，以后不要办那么多的大型演唱会，一场演唱会的成本，不要算明星的钱，就是150万到200万，在一个很贫穷的地方，西部的地方，企业本身就没有多少多余的利润，政府摊派它敢不给吗。

　　记者：说到恭城县，我看恭城县请这些明星，我就想了解一下恭城县的底子到底有多少，真的是一掷千金地支付这些明星的出场费，我查了一下，恭城县是一个不沿海、不沿边、不沿铁路，不沿公路国道的山区县，1981年的时候被确定为广西49个老少边山穷县之一，1988年是在全县自治区最先突破了温饱线，达到温饱线，1995年的时候基本甩掉了贫困县的帽子。1995年的时候才刚刚甩掉贫困县的帽子，从县城的基本发展状况来看，恐怕经济底子不会太厚。

　　毛：我觉得还是政府把这件事情，提到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上是有关系的。比如全世界很多国家都会争办奥运会，通过奥运会让全世界报道这个国家，又通过商业化运作把整个国家的市场经济、商业给带动起来。这是非常有好处的。当然与此相比，我们有很多城市实际上也是在这个理念条件下做了一些节、会方面的事情，像大连它做得很成功，宁波做服装节，也应该说很成功。像这种运作也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模式，比如大连做服装，宁波做服装，服装上去了，政府假定花了很多钱，其实对其他行业是非常不公平的。其他的相对来讲，它就没有一个竞争优势了，很多其他领域的商家，把投资可能会撤出来。与此相比，温州的做法就比较好，他们也同样办服装节，都是民间自己办的，他们要请市长、副市长出席，政府还都不见得有热心。

　　记者：刚才毛教授您讲，因为我们有这样的经验，北京可以说举全国之力在申办奥运会，同样我们不能阻止恭城县，恭城瑶族自治县它也想发展，它也想举全县之力去办一个属于它的奥运会，桃花节也许在它看来，就是属于它的奥运会。

　　陈：办奥运是一定要有相当的经济实力，它有一个基础在那儿放着，一个底盘在那儿。你看看欧洲都不是说哪个国家都办得起奥运会，一共有几个国家办过。德国、法国、英国，就那些大国办过。办奥运就是这些国家的事情。你一个县非要办成一个全国有影响的节，你非要邀请全国最有名气的明星，那你直接把帕瓦罗蒂请去商业运作挺好，比大陆一线明星能挣钱，门票都是一万多块钱。

　　毛：我们看小说的时候，经常会发现皇上或者是地方官，过年过节都是会办一些节，这叫做与民同乐。官员和老百姓同乐的时候，他可以积蓄自己的政治资源，让老百姓显得好像官民同庆，老百姓拥护天下太平。如果政府举办这么一个事情，在政治上没有办法取得老百姓的支持，办完以后反而把官民关系，政府和民间的关系，社会的关系搞坏了，说明这样肯定是不行的。

　　我们不要等着在办完了以后，才让民间有批评的机会，也许在办之前让大家知道或者是看看老百姓到底支持不支持，我觉得是非常最重要的。

　　陈：刚才毛教授讲的一句话我很赞成，你要用事实的结果来证明你的决策对不对，使我想到这次两会有一个报道非常重要的，我们有一个记者他采访了，在温总理参加的一个讨论会上，两个经济专家针锋相对谈经济是否过热的问题，温总理非常喜欢听，而且两个人的话他都非常详细地记录，我们的记者报道了这件事情，总理为什么愿意听经济学家争论，我们过去很多重大经济决策的失误，就在于没有听到专家的论证，叫我们拍脑门工程，我们很多的基层地方官员会讲这句话，我们的原则是，正确的一定要坚持，错误的一定要改正，跟没说一样，什么叫正确的，什么叫错误的，你没有论证，最后事实证明时钱已经花掉了，明星已经卷钱走了，是不是？应该叫事前机制，机制应该放在之前。

　　记者：我在看具体关于恭城瑶族自治县桃花节报道的时候，有一点我有点想不清，他们在办这个节的时候，定了一个死日子，2月21号开始，定的时候没有想，这是按照往年的惯例，这个时候天能暖和了，桃花就开了，所以定在这个时候，但是没有想到今年的天气有些异常，到那个时候可能开不了了，结果提前几天，他们就使劲，施以人工，确保这个花开，怎么施以人工呢，给桃树穿上一层一层的棉被，然后在地上烧火、烤火，让桃树暖和起来，以确保在2月21号那一天怒放。我就在想这是毁桃花节呢？还是在建桃花节呢？桃树经得起这么折腾吗，为什么他们这么做？博得明星这个笑脸吗？

　　陈：明星的档期排定了怎么办，桃花的档期没排定，明星的档期排定了，那怎么办？只能是桃花就合明星，明星下一拨还有一个穴要走呢，不是说到你这个县来就完了，桃花不归县长管，你让它开就开，不行，这是自然规律。所以这种形象工程非常让人难受的，事后回头看看这种形象工程，非常荒唐。

　　毛：对这个问题我想，根本的问题还是公共财政机制没有建立起来，在没有建立起来之前，我想在决策机制上可以有一些补救，而且现在可以做得到，就是在决策之前有一个比较多一点的群众参与，让各方面，哪怕是追星族，让大家认一认，哪些歌星最好，要不要请，我们到底请得起请不起，请来以后到底有什么（效果）。领导人即使这方面想得不够明白，老百姓帮你想，群策群力，也可以让专家做一些论证，对全国各种各样的节日做一些评估，到底他们起到了一个什么结果，对整个县来讲又能起到什么结果，还有一个就是说领导决策的时候一定要承担责任。这个事情如果做得不好了，你就自责，哪怕写一个检讨书，跟老百姓交代不过去我就辞职。还有一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一定要在制度上向人代会承担责任，不只是道义上的，这是承担一个政治责任。

　　还有一个，如果账面上有一些问题，我想财政应该是公开化的。我想可能需要让法律来审查审查，审计上过一下关，或者说司法上过一下关，看看有没有问题。

　　记者：毛教授等于开了一副药方，看看哪个最能治病？

　　陈：毛教授的药一共三种药，两种药挺好，还有一种药比较困难。那两种药哪儿好？第一是公共财政机制的建立，解决监督问题。因为像拍脑瓜这种支出，同级不好监督，下级监督不着，上级不知道，也没法监督，是一个监督空白。有公共财政支出监督机制的话，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掉。第二，他要对人代会有一个交代，现在很多人也很冤枉，我办这个会完全是为了地方知名度，为了老百姓，老百姓你还看见真人了呢。关键是论证请哪个明星这事不好弄，因为这事差距太大，县长县委书记很可能四十上下，五十多岁，他喜欢中年明星，年青孩子追求的，他不爱花这钱，孩子喜欢什么样的，我最近很不理解，我见到几个年轻人，我在大学讲课的时候，我说你们喜欢现在有一个歌星，特别反叛精神的有一个歌星，唱歌就跟念经似的，在我们年轻时，他那形象只能演匪兵乙，你们怎么会喜欢他们呢，他说我们也不是喜欢他，我们喜欢他的歌，我说他的歌光有节奏没有旋律，你们为什么喜欢？他说我们喜欢他的反叛精神，这在县里就没法论证。

　　记者：其实看完这些新闻以后我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地方和地方之间要在这些方面比，而且比得特别落俗套，比如刚才您说建大广场，就一窝蜂的大广场，大马路，就一窝蜂的大马路，现在又兴请明星，结果就是大家比着看哪个明星的档次最高。

　　陈：是一种软性的政绩工程，比谁请的明星腕大，谁的名气大，你请不来的人我能请来。

　　毛：这跟我们宏观环境是有一定关系的，一个是民情，全国人民都有一个特点，见到大明星了，你看哪个大明星到我们家去过，最近他们搞一个晚会都来了。大家都有比大的心态。这是一个社会需求。

　　记者：比大。

　　毛：看谁大。还有一个是对政府来讲，它有一个考核机制，这个考核机制特别粗略。今年可能比的是GDP，明年比的就是大马路，后年比的是汽车产业，大后年可能就比高速公路怎么样，或者说农业某些方面费改税改得怎么样，或者干脆就是非常简单的，看谁办了多少节日，拉动了多少招商引资数量。这样的话它必须在短期里面做出政绩出来，像通过明星来招商引资或者是来干一些什么其他的事情，一下子可以引起非常集中的短期的效益。这也是他们去比的非常重要的原因。还有就是刚才讲，我们行政监督的时候往往缺位。有时候管用，有时候不管用。有时候这边在监督，那边在奖励。所以搞得地方政府也无所适从，只好从夹缝里面找一些别人做过的一些东西，别人一做挺成功的，他能做我为什么不能做，都跟着做。

　　陈：发展地方经济的出发点都是好的，没有说我们成心想把这个钱造光了，但是缺少创新，从方法上，从思路上太缺少创新。别人办什么你办什么。

　　记者：请明星捧场不是不可以，而是看是否有真正的需要，对地方政府来说，他们应该做的绝不是去追几个明星，把他们叫来，给他们壮场面，而最重要的是要苦修内功。从这一点上来讲，公款追星此风当杀。（来源：央视国际http://www.cctv.com/news/china/20040322/100196.shtml）（编辑：周平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