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究竟可不可治理，与人们对信息、网络特性的认识有关。互联网的不可治理论来自信息的技术特性。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发现，万事万物都可以信息化，网络化变成了无所不在的组织方式，个人化传播挑战着传统的“一对多”传播，信息以光速瞬间流动催生了个人难以消化的信息爆炸，同时也为信息的筛选、过滤和操控提供了可能性，还在社会舆论上具有某种极为强烈的爆炸效应。这些方面都让人们觉得互联网不可治理，互联网似乎是个技术的自主领地。因此，在信息技术革命兴起的最初三十年中，互联网的不可治理性成为学术技术网的正当性之源，衍生出了“代码即法律”“网络中立”“链接免责”之类说法。
互联网的可治理论则基于互联网的社会与政治特性。作为一种军事武器技术，互联网具有高度的控制性，当然也是可治理的。在政府的专用公用网中，互联网的可治理性不言而喻。作为一种技术发展的学术网络，它需要开放包容的成长空间，在这个网络中，发展的空间越大越好，治理似乎越少越好。互联网治理的必要性，主要来自大众用户在信息社会所遭遇的现实困境。
自1993年中国大规模信息化进程启动以来，中国的信息环境建设已经走过了三十个春秋。在第一个十年（1993—2002）中，中国的政务信息化、经济信息化和社会信息化都处在水平很低的初始阶段，我们因此迫切需要拥抱信息化，希望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乃至整个现代化。信息化的发展要求优先于安全需要，边发展边治理，在发展中治理。
第二个十年（2003—2012），在第一个十年搭建的全国信息基础设施之网中，中国信息化列车驶入高速轨道，并在这十年的末尾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新经济主体动辄拥有亿级乃至十亿级用户，经过信息技术的传播和放大，各类社会问题亟待及时处理，各种社会诉求也需要及时回应，因此，这个时期以治理为要，边治理边发展，在治理中发展，包括政府和个人在内的信息用户的社会安全问题逐渐变成互联网治理的主轴。
第三个十年（2013—2022），新经济主体借助现实世界对信息技术的需求，进入国家政治空间，开始在经济、税收、金融、信用等维度上发起对现实世界的挑战；美国对世界各国的超级信息监控工程也随着斯诺登事件的爆发而得以全面揭示。这个时期以安全为要，安全统领治理，安全引领发展。为了安全，为了个体安全、社会安全、公共安全和政治安全，必须建立针对新经济主体的行为识别能力的政治、法律和政策底线。
中国将来的互联网治理仍将延续这三大主题，其侧重点将随大国竞争、国际局势和世界秩序之变而变。信息技术得以在亿级、十亿级人口规模上运用，既高度契合现代中国的社会结构，也让中国这个人口大国、文明大国有可能为人类社会开创全新的局面。长期来看，中国只有创造出一种蕴含更多可能性、更大包容性的颠覆性技术，才能突破旧世界、定义新世界，这既是中国在21世纪立足的根基，也是中国人实现更美好生活的基础。
中美之间正在展开的大国战略竞争，是我写作本书的触发点。中国已经变成了一个世界性的大国，中国人的生活时刻受到外部世界的影响。互联网究竟是服务于少数人垂拱而治优哉游哉的小宇宙，还是亿万人追求实现美好生活的大世界，这两种未来的争论在互联网的全球治理层面也始终存在。而中国思想界仍然缺乏对互联网治理的历史起源和发展历程的整体观察，在世界范围内也缺乏对中国信息化进程的客观描述，互联网的全球治理层面也缺乏整体全面的中国视角，这些因素促使我决定最终写出本书，以帮助人们理解中国与世界互联网治理的过去，思考互联网治理的现在，筹划互联网治理的未来。
（作者欧树军，系威尼斯84881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教授。原文刊载于《北京日报》2024年1月19日第1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