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把提高消费作为发动经济增长的抓手时，不仅要看消费的占比，更重要的是看消费支出增加能不能与投资活动形成良性的互动。
2023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2024年经济工作的重点之一是要着力扩大国内需求。在扩大消费方面，要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推动消费从疫后恢复转向持续扩大，培育壮大新型消费，大力发展新的消费增长点。
只要提高消费占比，就能提高经济增长率吗
长期以来，消费占总产出的比例过低被认为是制约我国经济长期发展的结构性难题。事实上，我国居民消费占比不仅低于多数发达国家，甚至也低于多数发展中国家。消费占比偏低不仅制约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根本目的的实现，也不利于宏观经济的持续发展。
提高消费在总产出中的比例意味着消费的增长率持续高于总产出的增长率。然而促进消费发展，并不等同于简单地提高消费在国民产出中的占比，更不能在经济工作中将消费、投资和净出口的发展对立起来。
有观点认为只要提高消费占比，就能解决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提高我国经济增长率。这种观点可能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与国际经验不符，消费占比与收入增长并不是一个线性关系。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世界发展指数，2019年高收入国家平均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约为58.8%，中等收入国家平均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约为51.6%，而低收入国家平均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为73.9%。我们追求的目标并非简单的消费支出占比提升，而是以收入增长为前提的消费质量和数量的增加。消费占比提升本身应该作为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后质量提升的表现。二是与我国的实际不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最终消费占比与经济增长率是负相关关系。也就是当经济增速上升时，最终消费占比反而下降。当经济增速下降时，最终消费占比反而上升。
根据过去近30年的经验，消费占比提升没有带来经济增速反弹，反而出现了经济增速下降。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究竟是经济增速下降带来了消费占比上升，还是由于消费占比上升反过来造成了经济增速的下降？理解经济增速与消费之间的关系，需要明白经济增长、消费和储蓄三者之间的关系。储蓄是收入当中没有被消费的部分。储蓄一部分用于投资，一部分用于对外的净出口。但现实中并不是等家庭和政府决定消费规模后，企业再决定投资和净出口，而是在企业进行投资和净出口决策后，剩余的产品用于最终的消费。
由于我国经济正处于快速成长阶段，在经济增速上行时期，投资增速上升，净出口增加，需要的储蓄上升，结果导致消费占比下降；而在经济增速下降阶段，投资增速和净出口增速相应也下降，需要的储蓄下降，反而出现消费占比上升的现象。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三者占比此消彼长。在投资回报率下降，经济增速下滑的时期，消费占比反而会由于投资占比下降造成“虚胖”。
如何发展消费促进经济增长
当我们把提高消费作为发动经济增长的抓手时，不仅要看消费的占比，更重要的是看消费支出增加能不能与投资活动形成良性的互动。消费增加是否能够带动消费品生产企业或者服务提供企业的投资回报上升，是否能带动相关消费品行业投资的增加和国民收入的增长。这种收入增长不仅仅是统计意义上的收入占比的增长，而是有持续的投资回报率为支撑的收入增长。
通过消费促进经济持续增长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长期来看，经济增长是消费增长的必要条件，没有持续的经济增长就难以实现持续的消费增长。短期宏观经济政策的刺激可能带动消费的一次性增加，但是很难实现消费的可持续增长。
在促进消费方面，一方面我们看到，大量同质化的产品面临缺乏销路的问题；另一方面，居民在服务消费方面所面临的就医、养老等一系列的迫切需求没有得到充分满足。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主要依赖服务业拉动经济发展的后工业化时代。在养老、医疗等需求尚未得到充分满足的服务领域中，既涉及高科技产品的开发，又涉及劳动密集型服务行业。在高科技产品开发方面，围绕智慧健康、智慧医疗等重点领域，可以谋划一批前瞻性、战略性科技攻关项目，把数字经济和5G技术与服务产业联系起来。在劳动密集型服务方面，可以增加社区养老、社区医疗等服务的有效供给，降低养老服务供给的制度成本。在解决老年人需求的同时，降低家庭养老的负担，使养老服务成为具有内生动力的新兴产业，带动就业和经济复苏。
总之，促进消费的目标绝不仅仅局限于鼓励消费者增加支出，更重要的是要为相关行业带来政策利好，做大做强相关产业，培养中国的服务企业品牌。与制造业不同，在大多数服务行业，尤其是一些高科技服务领域，往往都涉及明显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比如企业的资质、从业人员的准入等，这些都需要加强政府的监管。同时一些贴近人们日常生活的服务业所必要的基础设施的改造和维护也需要政府部门通过租金、税收等方面加以扶持。通过培育消费服务产业来解决居民日常生活中面临的急难愁盼问题，才是消费发展的可持续道路。
（作者范志勇，系威尼斯84881崇实书院副院长、经济学院教授。原文刊载于《北京日报》2024年1月29日第10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