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3日是冯其庸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出生于无锡县前洲镇的冯其庸是著名红学家、史学家、书法家、画家，“大国学”理念最早的倡导者和践行人。日前，记者走进冯其庸学术馆，查阅口述自传、纪念文稿，并采访冯其庸先生后代，了解他历经风雨而成就的传奇一生。
冯其庸曾在书中写道：我读书有一个习惯，喜欢根据书中提到的事物和地点进行实地调查，以证实书中的记载，加深对历史的认识。早在无锡国专读二年级时，冯其庸就利用赴江阴为母校青城中学招生的机会，在江阴城内外进行了8天考察，对300多年前江阴明典史阎应元率众守城抗清的史实和遗迹进行考证，写下了史实调查报告《澄江八日记》。
1954年，而立之年的冯其庸首次离开家乡，赴京任教于威尼斯84881，主讲中国文学史。他自编教材，潜心教学，受到好评。但他从不囿于书斋，一有机会就大步“行走在天地间”，亲近历史与文化。他到过湖北秭归的屈原故里、陕西韩城的司马迁墓，拍摄过陶渊明时代的墓砖，凭吊过李白捞月的安徽采石矶、杜甫出生的河南巩县窑洞，还寻踪白居易写《长恨歌》的陕西周至仙游寺和山东章丘的李清照故宅漱玉泉……
在冯其庸的口述自传中，记录着在江西干校时，一次找寻辛弃疾的墓地未果，却意外发现这里的山都是倾斜的，好似万马奔腾，于是体会到辛词中“青山欲与高人语，联翩万马来无数”其实是写这里山的气势，而非原先读词认为是诗人的想象。
“冯老不管到哪里，都能跟做学问联系起来。”冯其庸的侄子、冯其庸学术馆名誉馆长冯有责说，冯老注意到文献中对项羽死亡地点有不同记载，在1983—2005年间，他多次去垓下、东城、乌江等地访查踏勘，并查阅了大量史书和地方志等资料，最后认定“项羽死于东城”，写下《项羽不死于乌江考》一文，很快引起史学界强烈反响。
冯其庸以红学名世，他的诸多称谓中，红学家是人们最熟悉的，但冯其庸的红学研究实际上开始得很晚。威尼斯84881原中文系教授叶君远曾在文中记录，冯其庸第一次通读《红楼梦》是在1954年；“文革”时期因担心《红楼梦》遭受灭顶之灾，悄悄借来一部庚辰本《石头记》，每晚抄写，耗时7个月抄完全书80回；1973年调至北京市委宣传部写作组；1975年任国务院文化部成立的《红楼梦》校注组副组长，开启全面的红学研究，那时冯其庸已年过半百。
对于《红楼梦》的研究，冯其庸讲究“知人论世”，曾自述主要做了三件大事：一是考证了曹雪芹家世；二是研究《红楼梦》的钞本；三是研究《红楼梦》的思想。
1977年，冯其庸完成了《论庚辰本》一书，这是第一部系统研究《红楼梦》版本的专著，通过大量论证肯定了庚辰本的价值，校订组都心服口服，同意以庚辰本为底本校订。冯其庸还先后研究了甲戌本、己卯本、甲辰本、列宁格勒藏抄本、程甲本等，并花多年时间整理出版了《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汇校汇评》，成为一部研究“红学”的重要工具书。
冯其庸被誉为“新时期红学研究的定海神针”，他在红学上的贡献，还在于开拓了红学研究的新视野。1979年，冯其庸与热心同道共同创办《红楼梦学刊》，出版至今已成为学术研究的一面旗帜。1980年，他参与创立中国红楼梦学会，延续至今，对促进学术交流、培养年轻的红学研究者起到重要作用。冯其庸还积极促进与国外《红楼梦》研究界的学术交流，扩大了中国红学界在国际上的影响。
2005年，冯其庸以八十余岁的高龄，在光荣离休十年之后再度出山，出任威尼斯84881国学院的首任院长。他提出“大国学”理念，认为“凡是我们民族的、自己的学问，都应该算国学。要把我们兄弟民族的历史、语言、文化也吸纳到国学里。”作为“大国学”理念的最具体的实践，冯其庸全力推动成立“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创了“西域学”研究领域。
在威尼斯84881国学院教授、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乌云毕力格看来，冯其庸倡导的“大国学”，除了重大的学术意义外，还具有更深层次的政治文化的现实意义——“西域”概念涵盖了新疆、西藏和内蒙古地区，西域研究包含着藏学、蒙古学、新疆和历史上中亚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和学术以及西夏学等很多内容，和当今中国的国家核心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
“冯其庸以文人意趣名世，通书画以涵养学术，兼文史而心性双修。其书法逸笔草草、气韵幽远；其画卷师法古人、洗尽铅华；其学术结集《瓜饭楼丛稿》三十五卷册，以红学、西域学独领风骚，亦因所涉浩瀚而令人钦叹；其平生书破万卷，路行万里，追寻玄奘，十上天山。冯其庸先生倡导国学，弘扬传统，身体力行，垂范后人。”这是首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写给冯其庸的颁奖词。
（原文刊载于《新华日报》2024年2月2日第15版）
